《自然》(Nature)雜志在中國學界有著神話般的地位，在它上面發文章，不僅意味著榮譽，還對升等、評選大有幫助。但大熱的背后，其實很多人對這本雜志并不了解，對它的印象也是刻板的。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江曉原、穆蘊秋從2013年開始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持續聯名發表關于《自然》雜志的實證研究，目前已有四篇見刊，第五篇即將面世，這些論文刷新了我們對《自然》雜志的舊有認知。近期，部分研究成果結集為《Nature雜志與科幻百年》一書出版，借此機會，《澎湃新聞·上海書評》邀請江曉原教授談談《自然》這本“神話”般的雜志。

澎湃新聞：最初是什么推動你們開始對《自然》雜志做實證研究?

江曉原：其實，這本雜志只是我們選中的一個個案，一開始我們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研究它，我們當時是進行科幻的科學史研究。后來我們發現，《自然》與科幻之間有特殊的關系，就把目光轉到這本雜志上。這一轉就發現，在中國學界眼中那么“高大上”的《自然》，其實跟我們慣常的想象完全不一樣。于是，我們就決定對它做實證研究，想看看它為什么在中國會有神話般的地位。這一研究，就涉及影響因子的問題。

因此，我們就打算形成一個系列：前兩篇是想向讀者強調《自然》雜志在文本上的多樣性——科幻小說是最極端的非學術文本;前兩篇熱身結束，就要轉到主題上去，所以后面幾篇就是討論影響因子這個游戲，指出影響因子的私人商業屬性以及操弄影響因子的各種方法，還將研究一個發展中國家試圖自救而最終失敗的個案。實際上，我們在研究時也會涉及其他類似的雜志，比如《科學》《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等，但《自然》是最出名的，影響也最大。

澎湃新聞：《自然》雜志創辦于1869年，當時的創刊背景和目的為何?

江曉原：十九世紀時，英國有一個著名的科學團體“X俱樂部(X Club)”，由赫胥黎等九人組成，除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外，其余八人都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正是他們創辦了《自然》雜志，而且最初是試圖模仿《美國科學人》(創刊于1845年)。《自然》的創刊語正是赫胥黎寫的，他引用了歌德的《自然》詩篇作為創刊語，并表示：對“旨在呈現人們對大自然各種表象的理解過程，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科學過程”的這本《自然》雜志而言，沒有任何比它更合適的前言了。

《自然》1869年創刊號(圖片來自《自然》官網)

在創辦初期，他們致力于傳播科學的最新進展，宗旨是“將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的重大成果呈現給公眾”，完全是是科普性質的。《自然》雜志現任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在《〈自然〉百年科學經典》的中文版前言中說得非常清楚：“在《自然》初創的前幾十年里，它更像是一份‘科學新聞’，在報道新穎研究和學術會議的同時，也報道了至少同樣多的雜談、傳聞和奇聞軼事。”

澎湃新聞：一般來說，創刊初期的主編對雜志的風格有很大的影響。《自然》雜志的最初幾任主編是什么情況?

江曉原：創刊之年，著名天文學家諾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1835-1920)成為第一任主編，并任職達五十年之久。他在歐洲天文學界的名頭主要來自一項成就：1868年，他通過分析日珥光譜推斷出存在一種新元素“氦”——法國物理學家朱利葉斯·詹森(Jules Janssen，1824-1907)幾乎同時得出相同的結論。除了專職進行太陽物理學的前沿研究，晚年時他還對科學史萌生濃厚興趣，在《自然》上發表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章。在他主編的時代，內容上是百花齊放的，書評、影評、小說等等都有。

洛克耶和格里高利(圖片來自《自然》官網)

在洛克耶之后，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1864-1952)于1919年就任《自然》雜志的第二任主編，一直做到1939年，對雜志的國際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澎湃新聞：從創刊以來，它在內容編排和欄目設置上有哪些變化?

江曉原：如果我們用“學術”文本和“大眾”文本的數量比例來衡量，它從1869年創刊至今，欄目設定經歷過三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階段，創刊至1930年代，它只發表極少數量的“論文”。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它確實是一份忠實履行其創刊宗旨的大眾科學期刊：將科學成果和科學的重要發現以通俗形式呈現給公眾;促使公眾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對科學達到更普遍的了解;也為科學人士提供一個定期相互了解、交流各自工作成果的平臺。

第二階段，1940年代起，它開始增加學術文本的數量，1960年代的大約十年，是它發表學術文章數量最多的階段，單期上“論文”和“通信”多達六十篇不止。這一階段它如此加強“學術性”建設，很可能是為了獲得學界對其“學術身份”的認可。

第三階段，從美國的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習慣簡稱ISI)發起影響因子游戲的1970年代起，它開始逐漸削減學術文章數量，從每年一千篇左右減少至現今每年八百余篇，影響因子明顯提升。

目前的欄目設置

所以，事實上，《自然》創刊至今，從來就不像我們想象得那樣“科學”，它一直在刊登許多并不那么“學術”的東西。《自然》如今共設置十八個欄目，但只在“來信(Letters)”和“論文(Articles)”兩個欄目上刊登論文，前者比較簡要，是對某一原始科研成果的初步介紹，后者篇幅稍長，是對某一項研究工作更全面的介紹。《自然》雜志在中國獲得神話般的地位和聲譽，被許多學界人士視為“國際頂級科學雜志”，很大程度上只是得自這兩個欄目的印象。

總體上來說，在欄目和內容上，變化不是很大，但有時候會隨著主編和時代的變化做些微調。同時，現在它在世界上發行多種版本，內容上略有不同，允許有一定比例的本土化內容。我曾經比較過它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內容上有差異。

澎湃新聞：剛才您談的第二階段說到它在學術性方面的加強，那它在西方學界的眼中經歷了怎樣的形象變遷?

江曉原：英國著名科幻作家威爾斯(H.G.Wells，1866-1946)的經歷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他一生著述甚豐，除了科幻，在其他領域涉獵也相當廣泛，生前身后有多種精選集流傳世面，與其相關的研究成果更是多不勝數。同時，他與《自然》之間有著長達半個世紀且非常深厚的淵源關系。據穆蘊秋博士的研究，《自然》雜志上先后發表過：威爾斯的署名文章二十六篇，關于威爾斯作品的評論文章三十六篇，與威爾斯相關的文章十七篇——這樣的發文數量在《自然》雜志的出版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

威爾斯

但據威爾斯的好友斯諾(C.P.Snow，1905-1985)回憶，威爾斯還有一個心愿未了，那就是進入英國皇家學會，被學界認可。為此，年過七十的他還向倫敦大學提交了博士論文并獲得學位——《自然》雜志后來還刊登了這篇論文的節選。還有一些科學界人士也幫忙呼吁，但都無濟于事。1936年，威爾斯被推舉為英國科學促進會教育科學分會主席，但他仍然滿懷失望，認為自己從未被科學團體真正接納。1966年，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舉辦威爾斯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斯諾提到的皇家學會拒絕威爾斯的理由是：“皇家學會當前只接受從事科學研究或對知識做出原創性貢獻的人士為會員。威爾斯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并不符合可以為他破例的條件。”

可見，他在《自然》上發表的文章并沒有被英國皇家學會看作“科學研究或對知識做出原創性貢獻”的成果。換言之，威爾斯并沒有因為在《自然》雜志上發表的這些文章獲得“科學人士”的資格。所以，被《自然》雜志“寵愛”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威爾斯，卻始終未能獲得英國主流科學共同體的接納，這只能證明，至少在威爾斯生活的年代，《自然》在英國學界眼中還只是一份普通的大眾科學讀物，正宗的學術刊物還是學會辦的各類雜志。說到底，威爾斯的遭遇只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種看法的普遍性：在科普雜志上發表文章，無論數量、質量和社會影響達到怎樣的程度，都完全不會有助于提升作者在科學界的學術聲譽。

后來隨著影響因子游戲進入學術和大眾視野，《自然》的影響因子逐步高升，聲譽漸隆。其實，在影響因子游戲剛剛開始的1974年，它的影響因子只有四，排第三十八位。而這個游戲的創辦人加菲爾德鼓吹影響因子的文章就是發表在《自然》上，兩者的關系可以說是很微妙。

說起來，在目前的影響因子排行榜上，前二十名中，英刊居十家(其中八家是《自然》雜志及其子刊)，美刊居九家，僅一家為德國刊物。法、德等國的刊物還是跟中國的學術刊物一樣，就是純粹的學術文章。

澎湃新聞：說到科幻小說，作為一本科學雜志，它是如何對待科幻話題的?

江曉原：其實，在創刊初期，前兩任主編就很關注科幻：第一任主編洛克耶與威爾斯關系很好，一直在《自然》上發表后者的作品，自己也給科幻作品寫書評;第二任主編格里高利先后為四部科幻小說寫過書評，還在《自然》雜志上發表過大量反思科學技術的文章。

從1999年起，它新辟了一個名為“未來(futures)”的欄目，專門刊登“完全原創”、八百五十字至九百五十字之間的“優秀科幻作品”。為此，它還發表了一篇社論：

科幻作為一種文學類型，還具有除了娛樂之外的其它功能。作者通過它，不僅可以表達他們對未來的預期，還可以表達他們對當下的關注。而且，比起科學家，科幻作家也許能更好地理解和傳達技術的改變會對人們生活產生怎樣的影響。

在專欄開設初期，它就得到了科幻界很大程度的接納，很多文章入選美國“年度最佳科幻”，與不少老牌科幻雜志不相上下。這與它“頂級科學雜志”的頭銜有直接關系。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幻一般被當作一種和科學有關的文學類型，但事實上，它在文學領域一直處于邊緣，從未成為主流，相比科學更是大大處于弱勢地位。這種情形下，《自然》雜志開設科幻專欄，對科幻人士無疑是一種鼓舞，他們很愿意向外界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即科幻盡管未能進入文學主流，卻得到了科學界的高調接納。

綜合來看，專欄上的科幻作品，幾乎涉及所有常見的科幻主題：太空探索、時空旅行、多世界、克隆技術、全球變暖、人工智能等等，也關注對科幻片的影評，此外還有對科幻作品的述評，對科幻作家的訪談，對科幻活動的參與和關注。

從“未來”專欄的征稿條件來看，《自然》最重視科幻的“預見功能”，即認為科幻能夠預言某些具體的科學進展或成就，它要求“來稿風格最好是‘硬科幻’(和科學直接有關的)，而不是純粹的幻想、意識流或恐怖小說”。所謂“硬科幻”，通常以當下的科學技術知識作為依據，并對想象中的科學技術細節有較為詳細的描寫，這類作品追求的主要旨趣，就在于展現其“預見功能”，而比較小說中幻想的某些技術性細節與后來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吻合，也就成了衡量“硬科幻”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

澎湃新聞：一般而言，學術期刊普遍實行匿名審稿制，那《自然》雜志是如何處理投稿的?

江曉原：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一般來說，首先是一定有編委會;其次，發表的任何一篇論文都必須由同行匿名審稿;最后，一篇文章是否發表，既不是主編也不是編輯部的什么人能說了算的，而是取決于審稿專家的意見，最終由編委會決定。這樣的刊物是學術公器。

但《自然》雜志現任主編坎貝爾2014年在接受果殼網的采訪時，對中國讀者有過一段非常坦率的表白，對我們理解《自然》雜志的性質非常有幫助：

我們所做的就是發表我們認為有意義的論文。我們從不設編輯委員會，我們有同行評議人幫助我們，我們的編輯一直是選定文章和做最終決定的人，他們花費大量時間拜訪實驗室、閱讀論文，掌握學科發展的最新情況。自然集團的所有期刊都這樣。

由此可見，《自然》雜志并非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學術刊物——因為它既不實行學術同行的匿名審稿制度，也沒有編委會。從本質上說，《自然》并非學術公器。從文章層次上來看，它和上海的《自然》(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與《科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非常相似，而這兩個刊物在國內多年來一直被視為“科普雜志”(盡管它們從不刊登科幻小說和影評)。

2015年，《自然》雜志宣布，作者可以要求雙盲審議，這正說明以前不存在雙盲審議的制度;而且就算送審了，最后的決定權還是在編輯手里。《自然》的很多編輯都有博士學位，有科學背景，就像坎貝爾說的，他們會征求一些專家的意見，比如幫忙看看文章有沒有硬傷等，但決定權并不在專家手里。我們可能認為作者都是希望審稿越寬松越好，其實，在他們那里，是作者對斃稿不滿意，要求雙盲審議來證明自己。

有些文章發表后，引起爭議，最后被證明出問題了，《自然》也會撤稿。我們可能覺得撤稿很丟臉，但西方影響因子的“頂級玩家”不這么想——在我看來，它們倒是很喜歡刊登有爭議的文章，因為這樣的文章引用率高。反駁一次也會貢獻一次影響因子，而且對影響因子的貢獻不會因為撤稿而消除。

澎湃新聞：麥克米倫集團一直負責《自然》雜志的相關事務，能否稍作介紹?

江曉原：麥克米倫集團對各位主編是很信任的，上面說過第一任主編就做了五十年。剛開始時，《自然》雜志未必掙錢。但他們定下了一個方針：把《自然》辦成時尚的、有廣大讀者的、享有學術聲譽的、同時又能夠有豐厚商業利潤的雜志。

《自然》雜志在英國、美國、日本、中國四國印刷，每周四出版。在促銷方面長期不遺余力，有多種手段，比如給科學家寄贈雜志，追蹤國際學術會議并在會上免費發放雜志，搞“讀者服務卡”(就是優惠卡)、讀者調查卡之類。經常強調和宣傳的表明自己雜志如何優秀如何高端的“亮點”有：文章的SCI引用很多、影響因子很高、有許多大牌作者、發表過許多重要論文、編輯團隊極其優秀、作者和讀者的國際化程度很高、讀者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擁有博士學位等等。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它在性質上不像我們國內的學術期刊，所以它是有廣告的。但它在頁碼編排上比較有意思：廣告是沒有頁碼的，因此后期建成數據庫或者在官方網站上公布過刊PDF時，都只有正式文章。當然，它也是有軟文的，比如介紹某些科研項目或實驗室，這些軟文是有正常的頁碼的。與一般廣告商不同，它的廣告和軟文的價格是不公開的，都是面議。

我最近去翻《自然》雜志，發現英文版的《自然》上面有很多中國學校的廣告，就是拿它的權威性來背書，其實這些學校是面向中國招生，本身不一定有多好。

澎湃新聞：《自然》是何時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并成為“神話”的?

江曉原：在早期，雖然我沒做過研究，但我傾向于認為，中國人不太知道這本雜志。從1990年代開始，《自然》雜志開始在中國大力營銷自己。那時候我才是副研究員，也曾獲贈雜志，雜志還往大家的郵箱里發每期的中文摘要。

后來因為影響因子游戲被引進國內，各類考評都以此作為條件之一，《自然》因為影響因子高，就被國人視為高端學術刊物，于是就拿國內高端學術刊物的樣子去想象《自然》，許多人人云亦云地將《自然》敬奉若神，卻沒去好好翻一翻這本雜志本身。

而且，在《自然》上發文章很難，原因在于它是由編輯決定的;如果是學術刊物，你按學術套路去寫，反而容易發表。相對于《自然》雜志的編輯趣味，學術刊物是更為規范化的。國內也是這樣，有些著名刊物對文本的品位有很高要求，在上面發文章事實上比學術刊物更難。

澎湃新聞：那《自然》雜志的辦刊模式對國內的刊物有沒有借鑒意義?

江曉原：二十世紀初，中國科學社首任社長任鴻雋等人就在中國辦過《科學》雜志。上邊提到上海現在辦的《科學》雜志，也是宣稱承接了任鴻雋的傳統。但任鴻雋時期的《科學》，并未能辦成類似Nature或Science這樣成功的刊物;現在的《科學》，被學界視為科普讀物。其實，學術刊物和科普讀物之間的爭論，關鍵在于我們沒有兩棲刊物的觀念，我們可能認為兩棲是不好的。所以，一旦有人辦了兩棲刊物，它兩邊都不受待見，最后可能學界和市場都不認可。

但我認為，這種兩棲的辦刊模式是可以學的。國內的《讀書》最像《自然》：它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文科界的Nature，它也沒有編委會和雙盲審稿制，稿子由編輯部決定;在上面發文章也很難;它也可以做廣告;它刊登的不是純粹的學術論文，而是中間狀態的學術文章(討論的是學術問題，但文本形式是大眾的)，它在國內人文社科學術界享有很高聲譽;它還是CSSCI期刊。它的文本雖不是兩棲化的，但中間狀態文本本身就有兩棲性質。所以我們也是可以走出一條既享有學術聲譽，又有市場的辦刊路子的

關鍵詞：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