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曉東是幸運的。他想做點不一樣事，半生無名，近乎被人遺忘，卻在科研生涯的末段，不經意中遇到了屬于自己的問題，并在10年長跑后，以一篇論文短暫來到聚光燈下?；仡欉@段面向未知的旅程，他承認這像一場冒險、一次命運的賭博，自己不值得學習，值得思考應是，如何讓熱愛科研的人有尊嚴地工作。而他，早已回到出發的原點：在充滿不確定的未知中重新摸索，他困惑、他享受，他相信，走向純粹的科研世界本就是這樣。

“許曉東是誰?”

“假的吧，上熱搜都是花錢買的。”聽到朋友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農”)在網上火了，劉夏燕下意識如此反應。沒日沒夜在實驗室與瓶瓶罐罐打交道，她實在想不出，學校什么消息能鬧出這么大動靜。

去年1月的一天，新浪微博上，“世界首例病毒中的朊病毒”的帖子，與明星八卦一起霸占了熱搜榜，一度還排名非常靠前。帖子說的是一則原創發現，劉夏燕熟悉話題的主角許曉東，10年前，她與丈夫郁飛從美國來到西農生命科學學院，早他們不久，許曉東與妻子陳紅英從英國來此落腳。同為海歸，讓兩家多一分親近。

朊病毒是一類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近40年來，科學家陸續在動物、植物、真菌和細菌中發現了它，但病毒中是否有朊病毒，一直不為人所知。2019年1月，許曉東課題組在《自然通訊》發表的論文，被認為是證明朊病毒廣泛存在的最后一塊拼圖。

劉夏燕為許曉東高興。這么些年，作為同事兼朋友，她知道許曉東一直在默默研究大問題。消息出來后，同行問的最多的卻是“許曉東是誰?”這不奇怪，在生命科學領域，出色成果往往來自大實驗室，能發大文章的多少能混個臉熟?？杉幢阍谖鬓r生命科學學院，不少人對許曉東的了解僅僅是，“做桿狀病毒的。”

那時，許曉東已年過半百，只是一位七級副教授，回國多年沒發幾篇文章，沒有行政職務，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一個非常平淡的人。

朊病毒被認為與老年癡呆病有聯系，這一潛在的關系，讓這則專業性極強的工作吸引到一些關注。然而，單單這一點，不足以有如此熱度，點燃網民討論的，是許曉東發表在QQ空間的一篇日記。

在知乎上，200多萬人瀏覽了話題——“西農許曉東組歷經艱辛首次發現「病毒中的朊病毒」，具有怎樣的意義?”網友情緒的焦點，落在這篇日記零星數語提到的科研經歷上。

這篇日記是2018年底，許曉東趁著投稿間隙寫的。透過日記，在高密度的專業詞匯之外，人們看到的是：一位在冷門領域堅持的原創研究者，一位有實力卻籍籍無名的副教授，一位申請不到課題、招不到研究生但依然前行的科研人員……

6萬多人瀏覽、370人轉發了許曉東這篇日志。劉夏燕回憶說，當時很多朋友在看，有發到朋友圈的，有轉到微信群的。老師轉給學生，學生轉給朋友，又傳到校外，光留言就有好幾頁。

這么多人有共鳴，劉夏燕很有感觸：年輕時大多人有抱負，有做原創研究的夢想?？稍诂F實面前，為了讓履歷好看些，為了出成果，做一些不喜歡也不擅長的研究，沒能守住初心。“大家被許曉東感動，其實又何嘗不是感慨，自己的青春在時光中漸漸流逝，了無痕跡。”

一年半后，在西農，記者見到了許曉東。他與陳紅英共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他身材不高卻很勻稱，穿著老款的黑色襯衣，說話有東北腔，樸實平靜的像個農民。問起那篇日記，他突然非常不好意思：“我習慣在QQ空間記錄實驗進展，也就學生看看。當時情緒所至，寫了幾句，根本沒想到有這么多人關注。”

上了熱搜，讓許曉東猝不及防。他想趕緊把它冷下來。他擔心討論研究之外的東西，影響客觀評價成果。也正因為如此，剛開始網友在知乎提問，他偶爾會回答兩句，之后根本不敢摻和，躲得遠遠的。

媒體聯系采訪，他起初接受了幾次，后來能推拖的，他都委婉表示了感謝。他也沒有到各地談自己的工作，只到過中科研微生物所和哈爾濱一所大學做過學術交流。

“為什么不想大家討論自己?”

“我就是一個普通人。”許曉東緩緩地說。

不對等的冒險

西農位于陜西楊凌，是我國唯一在鎮上的985高校。隴海鐵路線穿城而過，西農南北校區各處一側。北京上學時，坐火車回四川老家，陳紅英無數次與西農擦肩而過。沒想到，2009年她才第一次踏入這里，第二次來便是工作。

陳紅英是西農引進的海歸人才，許曉東笑稱自己是“人才家屬”，他們喜歡西農的安靜。此時，許曉東已過不惑之年，在接下來10多年中，他期待在這座西北小鎮上，做出點什么。

做科研，從起步看，許曉東確實很普通。讀研究生，他在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后來評為中科院院士陳文新門下。入門沒多久，他興匆匆地告訴導師，自己想做點不一樣的東西。得到老師的鼓勵。起初，他信心滿滿，想用剛興起的DNA測序的方法，做根瘤菌分類。但受制于條件和學術能力，研究生3年他過得異常痛苦，感到“科研是一條不歸路”，他放棄讀博資格，當了科研“逃兵”。

轉做行政，許曉東得心應手，又值用人之際，在中科院微生物所5年，他連升兩級，從普通職員到科研管理處副處長，再到綜合處處長。那時他30出頭，輕車熟路后，他感到重復工作“挺膩歪的”，有時疲倦不堪，被壓抑的想做點新東西的念頭在心里翻涌。2000年底，陳紅英聯系到英國雷丁大學做研究，以陪讀的身份，他跟了過去。

走出國門，許曉東開始了冒險。他一邊學習一邊打工，在大賣場掃地，在汽配廠開機床，拿著當地的最低工資，有時在人來人往中，在機器的嘈雜聲中，他出出神，想想頭一晚閱讀的文獻。

1年后，他在雷丁大學找了個技術員的崗位。兩年后，考上了博士。在科研這座圍城中了，進進出出，這次回來，他說：“自己心靜了許多”。

中科院微生物所黨委委員程萍與許曉東同齡。她由科研轉向管理，與許曉東路徑相反。她佩服許曉東的勇氣：“生命科學知識更新非?？?，幾乎5年一個周期，不在一線這么些年，重回科研談何容易。”

更大的冒險是科研選擇。讀博期間，在一次實驗中，他意外發現一個名為LEF-10的桿狀病毒蛋白信號異常，而且非常強烈。他以為實驗操作有誤，可無論他怎么調整，異常依舊。

直覺告訴他，這背后肯定有特別的含義。他查遍相關書籍、文獻，沒有找到任何相關記錄。從英國到中國，他幾乎逢人就問有沒有見過這種現象，別人越說“沒見過”“不知道”，他越興奮，他想或許逮住了個新問題。

然而，他找人合作，別人聽完后客套回應：“現象挺有意思。”真要投入資源，又都沒有下文。這不難理解：僅僅觀察到現象不能說明什么，即便費心做出解釋，很可能沒有任何意義。投入不小，收益看不到，這對科研，甚至對人生都無異于一場不對等的冒險。

沒有同行反饋，沒有研究借鑒，許曉東仿佛進入了一座沒有點燈的迷宮。哪里是出口，有沒有出口?他毫無頭緒。在諸多可能的選項上，他選擇了最難的那一個。回國的頭幾年，他精力主要在看資料、琢磨，大部分時間不知道該做什么，甚至想，“也許疑惑一輩子爛在肚子里了。”

2013年整個暑假，他撲在顯微鏡上，一次觀察點醒了他，LEF-10可能有朊病毒。他要做的就是論證這一假設。鑒定朊病毒，國際上有較為成熟的體系，可這并非只是一層窗戶紙的距離。

許曉東團隊找到鑒定朊病毒的酵母系統。朊病毒研究頂級專家、美國學者蘭德爾·哈爾夫曼勸告他：“酵母系統很棘手，你們做不出來”。

美國專家的判斷并非沒有根據：全球做這套酵母系統的人源自同一個實驗室，有手把手的傳承基因。在紙面的操作流程外，還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明明每一步都準確無誤，就是沒有結果。

很長時間，他茶飯不思，不吭聲在實驗室來回踱步，想到一個新方法，又悶頭和學生南昊重新設計，一遍遍實驗。他本想速戰速決，甚至暢想在2016年圣誕節，趕在國外期刊編輯放假前，把論文投出去。萬萬沒想到，單是穿過酵母這道壁壘，就用了4年。

2017年9月的一個下午，許曉東團隊完成了最后一項重要實驗，至此困擾10多年心結解開了——異常就是病毒中朊病毒在“作怪”。他覺得實驗得出的每一個數據，每一張圖都極為好看，科研生涯中，他的成就感從未如此飽滿。

許曉東在黑暗的迷宮中看到了曙光，也為病毒朊病毒研究中打開了一條縫隙。那個下午，他與陳紅英、學生南昊，憧憬著未來，聊科學、侃人生，不覺夜色已深。

許曉東和學生南昊在討論工作。王婷攝

經費只剩下不足千元

許曉東很熟悉桿狀病毒，本來隨便做點什么就能發些小文章，可他極少在這上面用力。他說，做這些只能跟在別人后面，還沒做就知道有什么結果。“別人做蘿卜，我換做白菜，實驗一樣，方法一樣，得出的結論毫無新意，無非證明蘿卜、白菜是可以吃罷了。”

“從早到晚，待在實驗室，本來就很枯燥。”他話不多，此時他停下來反問記者，“如果沒有未知的期待，天天如此不是很無聊?”

許曉東和陳紅英沒拿到過自然科學基金。到西農10年，他只有3筆，共48.5萬元經費。其中，因為未能按時用錢，學校財務還罰了2萬元。他也是無奈：后續沒有經費，還在賬上的錢，能留一分是一分。

第一個3年，夫婦倆沒完成考核，陳紅英被領導談話，給予口頭警告。之后的例行考核，他們也基本剛剛夠及格線。

沒有項目經費，好幾年，許曉東帶不了學生。生物實驗操作要求眼到手到，又必須要有學生來做。他給記者演示，如何吸取1微升的液體，操作時，他肌肉記憶還在，精準完成已非常困難。

南昊曾是“三農研究協會”的項目總監，和團隊把社團做到全國十佳。以他的履歷和能力，找一個好工作不難。畢業后整整3年，他無名無分留在實驗室工作。有時候，還用兼職賺的錢，補貼買些實驗耗材。當時，許曉東無法招生，如果不是南昊挺身而出，研究可能中途流產。

無數個深夜，看到南昊在實驗室搗鼓，他給自己打氣：“為了南昊，也要把這項工作做下去。”論文發表時，許曉東把南昊寫在第一位。

在學生印象中，許老師溫和，口頭禪是“差不多就行了”;陳老師嚴格，注重細節，她一進實驗室，大家默不出聲。陳紅英很看重自己在藍耳病病毒上的研究，可為集中有限資源，她不得不調整研究方向，勻出點經費，維持實驗室基本運轉。

他們買不起好儀器，用不起貴的耗材，只能一遍遍改進實驗設計，用簡單的、花錢少的實驗來驗證問題。采購離心管，經費充足的實驗室買的是幾十塊錢一支，他們挑十幾塊錢一包的，這樣，南昊還要一毛一毛地往下砍價。

南昊撿來磚頭，自己敲碎到合適的重量，來匹配實驗的配重。實驗每一步，他們都要自己動手解決，有的實驗反反復復做了上千次。實驗最緊張的一個月，南昊沒空說話，只有每次在食堂打飯時，向食堂阿姨道聲謝謝。

發現病毒朊病毒是個大問題，他也自信團隊工作扎實，許曉東想沖擊《自然》《科學》《細胞》三大頂級刊物，當時西農在上面還沒有發表過文章。《科學》發表了一篇相似主題的文章，更增添了他的信心。他判斷：應該至少能送審。

然而，文章投出去后卻石沉大海;往下投給子刊，也因為研究的跨學科而顯得尷尬。持續了近一年，幾經波折，2018年，《自然通訊》接受了文章，2019年1月刊出時，距他回國已整整10年。

一些同行為許曉東打抱不平，沒發到三大頂刊，吃虧在名氣。他們又相信：發在哪里絲毫不影響研究的價值。

說起這件往事，許曉東說，一開始有點郁悶，畢竟名利的世界，誰又能夠完全坦然面對。可后來一想，也沒啥，最大的快樂是消除了多年的疑惑，我品嘗過了。

文章被接受時，許曉東課題組賬面上剩余的經費不足千元。在那篇QQ空間那篇日記結尾處，他認認真真感謝了每一位給予過他幫助的人，寫道：“我們終究是幸運的，終于活著看見了今天的朝霞。”

“如果沒做出來，你會怎么辦?”

“會等待機會，但我或許走不到終點。”許曉東回答的坦承而平靜。

“我不值得學習”

過去10年，是許曉東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這個過程是遇到一些挫折，吃了一些苦，有過一些委屈，可也沒什么了不起。“做科研是自由的，應該很快樂，我喜歡這樣。”

從發現自然現象到解釋原理，許曉東的研究很古典。這類研究，很長時間是天才和貴族的專利，在科研職業化時代，如果沒有興趣，幾乎做不下去。

到西農不久，郁飛擔任生命科學院副院長，幾年后成為院長。之于許曉東，他既是朋友又是領導，他了解許曉東團隊的工作，也明白看上去沒有實利的基礎研究的價值。然而，他始終為許曉東捏著一把汗。

“有人扎下去，一輩子都沒做出啥來。”郁飛的擔憂不無道理，何況比許曉東實驗條件好，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很多，成果出得很快。如今，他正忙著籌建未來農業研究院，看到90后的工作，他覺得自己都有點像老人。

由于長期考核墊后，不時有一些質疑許曉東的聲音。閑聊時，郁飛常與人說起，許曉東夫婦家的車，節假日、周末都停在樓下，是想踏踏實實做研究的，如果是想混日子，哪里不可以。

他的信心還來自許曉東教課良好的口碑。他帶的研究生課《高級生化》，總是在掌聲中結束。本科上過他《分子生物學》的學生，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讀研究生，回來都感謝在他課上基礎打得牢。

學生趙希旺說，無論多么復雜的內容，許老師上課都能講得明明白白。他想跟著許曉東學習，便毛遂自薦“磨”進了的實驗室。

許曉東的理念是，教學生10分知識，自己就得有100分的水平。每次備課，他都會更新前沿進展，一邊溫習一邊琢磨。

他覺得自己并不值得學習，經歷也可能只是個特例。知乎上，一位網友寫道：許曉東團隊精神值得敬佩，但做科研不應鼓勵“用愛發電”。在這條帖子下，他點了個贊。

他不認為做科研要不講回報，甘于清貧。探索未知，運氣和努力一樣重要，不是每天吃咸菜饅頭，能吃苦耐勞就有做出東西。“為什么不讓大家有尊嚴做喜歡的工作?”

倘若能夠時光倒流，10年前，許曉東很可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雖然他非常清楚，在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迷宮里，自己的條件不適合做長遠規劃?？梢坏┫氲剑唐娇斓墓ぷ髌x了主道，嘗到了甜頭，又跳不出來了，自己肯定不會這么做。“這似乎冥冥之中，性格早已決定。”

文章發表后，中山大學醫學院一位教授看中了南昊，承諾他讀在職博士，開出了優厚的年薪，還保證他一年內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留在西農，學校雖然破例讓讀博士，聘為助理研究員，可其他各方面條件差太遠，南昊心動過，可他選擇留在許曉東實驗室繼續做研究。許曉東得知后說，“去了，或許更好。”

科研自身應該有一個世界

短暫走到聚光燈下后，許曉東回到原點，大部分時間，他沒有頭緒，就像10年前一樣，他要不停思考、看文獻，他想看看病毒中的朊病毒能做什么。與LEF-10這個朋友相處了10多年，這個世界上可能沒有人許曉東更了解它。

新進展很慢，他很困惑，有時也倍感煎熬，更擔心，時間不等人，自己的精力跟不上。

他仍然沒有拿到自然基金。這讓一些同行很驚訝。他們認為，他在中科院做過科研管理，申請項目應該有些優勢。

他同樣面臨招不到學生的困擾。今年秋季，學校通知他沒有招生名額，一向溫和的他，硬氣了一回，丟下一句“你們就看著辦吧。”最終學校勻出了一個招生名額。這一輩子，可能就是帶南昊的短短幾年里，他稱得上是博士生導師。

論文發表后，學校獎勵了研究經費，實驗條件比之前強多了，他和團隊依舊精打細算。記者到訪時，南昊正在仔細閱讀一套試劑產品的說明書。原來，整套產品要1萬多元，他在查閱哪些模塊是自己做不了的，只選擇買其中的一部分。

他說，科研自身應該有一個世界，不應摻雜其它的東西。

闊別近20年，直到許曉東回中科院微生物所交流時，程萍才了解這位老同事的經歷。“如果沒有冒這個泡，學術界沒有幾個人能記住他，甚至沒人記得他也在這個工作上用力過。

早在他當了科研“逃兵”，轉做行政時，身邊很多人都判斷，許曉東不可能重新回到學術道路上來。論文發表后，有人問：“西農的許曉東，是中科院微生物所那位嗎?”

面對外界種種意見，許曉東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屏蔽，他有一個自己的小世界。他愛好廣泛，接觸到一個問題，就會鉆進去琢磨一段時間。年輕時，曾自學計算機編程。如今，這成了他的一門“手藝”，能幾天就架起一個網站。在英國，他寫了程序，在網上賣電子書，自己玩得挺開心。

回顧不長的科研生涯，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富足的，沒有遠超常人的天分，只是期望做點有創新的工作，而恰恰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一個。能與妻子、學生一起共同努力，彼此成就，此生無他所求了。

2018年夏天，論文確定被《自然通訊》接收后，他到北京看望陳文新。陳老師已經90多歲了，師徒20多年沒見，他們聊了3個多小時，從工作到生活，出國到回西農，她詢問許曉東過往的點點滴滴。當天，天氣悶熱，陳文新凝神聆聽，當許曉東說起最新的研究時，這位昔日的恩師突然問道：“我記得，你不是說科研很苦嗎，怎么最后又愛上了?”說完，她先笑了。

“你是陳老師喜歡的學生嗎?”

“看到老師笑的時候”，說著，他嘴角也露出一絲微笑，“我相信老師會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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