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安中院就騰訊訴抖音《云南蟲谷》案作出一審判決，判決抖音構成侵權應賠償騰訊經濟損失3200萬。由于賠償額創下我國影視劇版權侵權司法判賠的最高紀錄，引來公眾及法律業界高度關注。《互聯網法律評論》曾就此判例進行討論《3200萬天價賠償額合理嗎？“云南蟲谷”短視頻侵權案一審爭議分析》。

針對該案的業界討論仍在持續。《互聯網法律評論》今天轉載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位艷玲律師與何錫川律師的一篇文章，對法院作出“停止侵權”的判項與合理使用制度、依據的事實和理由、特定平臺的實際審查能力進行綜合性的比較分析，認為該判決仍存疑問可進一步探討，可能對未來的企業合規與企業間糾紛并沒有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認為，短視頻平臺版權治理并不是零和博弈，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依賴權利人和平臺的相向而行和共同努力。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Internet Law Review（ID：Internet-law-review），作者：位艷玲/何錫川，原文標題：《從案判決“停止侵權”判項看短視頻平臺責任邊界的合理界定》，頭圖來自：《云南蟲谷》

▲ 圖片來源：《云南蟲谷》豆瓣影頁

近期，西安中院就騰訊訴抖音《云南蟲谷》案作出一審判決，判決抖音構成侵權應賠償騰訊經濟損失3200萬，該判賠額刷新了我國影視劇版權侵權司法判賠的最高紀錄。社會公眾和法律界對此各種討論，贊賞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者有之，非議賠償計算依據不清者也有之，而筆者更關注判決“停止侵權”判項的表述及法院在判決字里行間中闡述的作出該判項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

《云南蟲谷》案判決“停止侵權”判項的全文為“本判決生效后，被告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云計算（西安）有限責任公司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即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刪除、過濾、攔截未經授權傳播的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

《云南蟲谷》案和重慶一中院審理的《斗羅大陸》案一樣，早前法院均作出了支持騰訊申請的行為保全裁定，相較于行為保全程序緊迫性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倉促，作為公開渠道可查的第一個在禁令基礎上作出的一審判決，必將是經過詳細審理、仔細論證的，因此西安中院該判決“停止侵權”判項，對厘清短視頻平臺對用戶上傳的內容應承擔的責任更具有樣本分析價值。遺憾的是，該判決可能并沒有起到定分止爭，指導行業良性發展的作用。筆者結合判決內容試作具體分析。

一、“停止侵權”判項內容與合理使用制度存在沖突

該判決判項的后半句對抖音應承擔的停止侵權責任進行了進一步說明，即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刪除、過濾、攔截未經授權傳播的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法院認定抖音構成的是幫助侵權，也就是抖音應承擔的停止侵權責任應以抖音平臺內用戶上傳的內容構成侵權為前提。

將該判項后半句進行進一步拆解，法院認定“未經授權傳播的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即為侵權內容，在確認“未經授權”的前提下，抖音履行該項法律責任是必須將含有任何《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進行刪除、過濾、攔截。法院作出該判項似乎沒有考慮到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但判決中又稱“眾所周知，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除合理使用外，均構成對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著作權的侵害，應當予以禁止。”

顯然，法院是知道合理使用情形是不需要權利人授權的，也就是在用戶上傳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構成合理使用的情況下，不存在“未經授權傳播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從而構成著作權侵權的情況，那又何來抖音作為平臺要承擔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刪除、過濾和攔截的法律責任。

通觀判決全文，無論是作為原告的騰訊還是作出裁判的法院，均未明確厘清案件中審查的用戶上傳的侵權視頻具體形態是什么、范圍是什么。騰訊的訴訟請求為“判令被告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二原告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即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刪除、過濾、攔截未經授權傳播的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與法院“停止侵權”判項相比，雖然法院沒有認定抖音構成不正當競爭，但法院判決抖音停止侵權的具體形式是和騰訊訴訟請求中的主張完全一致的。

從判決中記載的騰訊主張賠償的計算依據之一是抖音平臺侵權視頻播放量為“根據‘抖音’軟件‘話題’功能中……四個話題的播放量之和5.71億次”來看，騰訊不但認為只要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為侵權視頻，乃至只要是出現在話題中的短視頻都是侵權視頻。判決并未說明話題中的短視頻詳細情況如何，也未對只要出現在話題中的所有短視頻即為侵權視頻給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即使極端到話題中的所有短視頻均為侵權視頻，法院在判決中亦應旗幟鮮明地堅持合理使用例外制度，而法院在判決“停止侵權”判項中的表述并沒有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更令筆者疑惑的是，騰訊行為保全申請中的主張與訴訟請求一致，法院在行為保全裁定中并沒有原文復述騰訊申請，而是明確指出抖音要刪除、過濾、攔截的是“侵害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的內容”，如果法院通過實體審理查明，堅定地認為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抖音平臺內用戶上傳的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就完全不存在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形，只要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必定是侵權視頻，因此在判決“停止侵權”判項中沒有必要像行為保全裁定中那樣進行限定，也應在判決里進行明確的闡明和釋疑。

二、法院判決“停止侵權”的事實依據不足

在抖音抗辯“過濾、攔截措施，遠超法律規定的通知刪除義務范圍，并非法定的責任承擔方式，不具備技術可行性，也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則”時，法院判決認為“對于平臺方或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應當承擔更進一步的審查義務，存在一定爭議”“但是，考慮到本案被侵權內容屬于‘大熱’劇集，權利人制作內容投入了殊為高昂的成本，有鑒于權利人在本案裁定行為保全前持續不斷地以各種方式通知、提示、要求、警告微播視界對侵權內容采取必要措施而未見成效，對微播視界在本案中援引‘通知—刪除’規則的抗辯，需要予以更為全面深入的評價。

”法院最終認為“是否在個案中應當承擔高于‘通知—刪除’規則的義務，司法機關有權根據個案事實、立法原意、個案價值和社會價值進行綜合認定”，并最終判決抖音應承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刪除、過濾、攔截”的法律責任。

據此，法院判決作出評價前列舉的事實方面的考慮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涉訴劇是熱播劇；二是涉訴劇制作成本高；三是作出行為保全裁定前，權利人多次投訴、警告等形式要求抖音采取必要措施未見成效。但這三個事實因素要么具有極大的變量因素，要么在判決中傳遞的信息不清，并不足以支持法院進行“全面深入的評價”后得出要求抖音在判決生效后需要承擔高于“通知—刪除”規則義務的結論。

1. 沒有永遠的熱播劇，也應沒有永久性的“進行區別性的重點治理”的義務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事實因素是涉訴劇是熱播劇，而且是“大熱”劇集，即使該事實成立，但也要注意到判決“停止侵權”判項的效力是“本判決生效后”，而不是向前的。在《云南蟲谷》首播的一年后作出本案一審判決時，該劇還是熱播嗎？在未來二審法院作出判決時，還是熱播劇嗎？在受著作權法保護的50年里一直都是熱播劇嗎？法院并沒有給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什么劇，總有熱度消退的時候。

如果判決隱含的意思是只要是在熱播期間起訴維權的劇集，法院要求平臺承擔的高于“通知—刪除”規則義務的責任就是永久性的，而長尾劇，即使曾經熱播過，即使也曾經投入了高昂的制作成本，即使被投訴平臺經多次維權后侵權視頻仍多發，但因為向法院起訴時已經不再熱播了，因此平臺就可以不承擔高于“通知—刪除”規則的義務，顯然并不讓人信服。

這里又衍生出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劇集的熱播期如何判斷。目前行業內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如果僅從司法案件進行個案判斷，又難以給平臺提供前置的明確的合規操作指引。判決根據騰訊和抖音的舉證，認為雙方在各自的涉訴案件中都作出過類似的版權治理承諾，從而得出結論“由此可見，對平臺中涉及熱播影視劇的內容進行有區別性的重點治理早有先例可循。”判決指明抖音和騰訊“進行區別性的重點治理早有先例可循”中強調對象是“熱播影視劇”。

另外，判決給出抖音應承擔侵權責任的結束語是“對熱播涉訴作品權利人信息網絡傳播權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構成侵權，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如前述，法院未對作出判決時《云南蟲谷》是否熱播以及是否永久熱播作出認定，那讓抖音承擔永久性的“進行區別性的重點治理”義務的所謂事實依據并不嚴謹。

2. 制作成本再高昂的劇集生命周期內的收益均有明顯的前高后低效應

多年前，樂視曾因用直線攤銷法而不是加速攤銷法攤銷巨額版權成本而廣受非議，這也是因為無論是從版權分銷還是權利人自行使用的角度，劇集帶來的版權收入和流量均集中在頭幾年尤其是第一年。森宇文化曾稱，公司對影視劇版權的銷售情況及周期進行了詳細調查，其銷售規律通常為：第1年銷售收入約占版權預計總收入的50%左右，第2年銷售收入約占版權預計總收入的20%左右，第 3~5 年銷售收入約占版權預計總收入的30%左右。因此，《云南蟲谷》所謂高昂的制作成本并不足以支撐法院需要判令抖音對該劇永久性的“進行區別性的重點治理”。

3. 判決在侵權是否持續的事實認定及邏輯判斷搖擺不定

判決中列舉的第三個事實因素是法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前，在騰訊多次投訴、警告等形式要求抖音采取必要措施未見成效。即便真的如此，那作出判決時該事實是否仍在持續。判決將被控侵權視頻在抖音的傳播發布歸納為三個階段，即第一個階段“大量視頻存在”，第二階段“較先前取證有所減少”到第三階段“仍有部分被控侵權涉案作品的短視頻存在，但標題、話題和視頻文字已罕有‘云南蟲谷’存在。”

判決在論述不支持騰訊懲罰性賠償主張時，稱法院在作出行為保全裁定后，“出現在‘抖音’平臺中的侵權視頻逐漸減少，通過關鍵詞檢索也難以找到明顯的侵權作品，考慮到‘抖音’平臺的用戶規模和作品數量，被控侵權行為的審查、過濾、攔截、刪除難度，應當認為，微播視界并不存在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的情形。”但法院最后支持騰訊停止侵權主張的依據又是“盡管在微播視界逐漸加強治理力度后，侵權作品數量減少，但仍有侵權視頻繼續存在，由此可以認定微播視界采取措施減少了侵權作品的數量，但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如前述，本案中法院行為保全裁定責令抖音應采取的停止侵權行為和判決中判令抖音的停止侵權行為，如不考慮合理使用情形的爭議，內涵和外延應是一致的。但法院判決一方面認可抖音不存在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的情形，另一方面又認為雖然侵權作品數量減少，但仍有侵權視頻繼續存在，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仍有支持騰訊訴訟請求的必要。如此南轅北轍、互相矛盾的認定出現在同一份判決中，法院也有必要作出合理解釋。

拋開以上矛盾點，聚焦在法院認為需要判令抖音停止侵權是因為抖音仍有侵權視頻繼續存在，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正如判決指出的“實際上，不管是立法機關，還是監管機關，都并非要求平臺方對內容的審查達到清澈見底、一片白地、毫無侵權和違規內容的程度。

相反，‘通知—刪除’等通行規則的存在，恰是考慮到內容平臺方并非全知全能，而內容創作者進行創作的具體形式和展現內容則層出不窮，故對平臺責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豁免。”基于判決該表述，理論上法院也認為并不是平臺內只要有侵權內容存在，平臺必然擔責。那么法院在本案中認為侵權視頻需要減少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遏制”呢？“有效”的判斷不但涉及措施的選擇，成本的權宜，更為重要的是結果的判斷，也就是一旦該判決被二審法院維持，抖音要如何切實執行該判決，判決并沒有給出直接明確的信息。

筆者努力地從判決中尋找蛛絲馬跡。判決查明的事實中，抖音舉證在2022年5月25日和26日的檢索結果中，“僅有極少量有可能涉及涉案作品侵權短視頻存在”。騰訊舉證在2022年8月15日，“訪問先前保存的被控侵權視頻地址，發現仍有部分被控侵權作品的短視頻存在，其中部分視頻發布日期在2021年9月，但取證中顯示的被控侵權視頻標題、話題和視頻文字中已罕有‘云南蟲谷’存在”“2021年8月30日至2021年9月21日……發送侵權通知函44次，涉及侵權鏈接5548條”“2021年9月22日至2022年3月16日……發送侵權通知函64次，涉及侵權鏈接累計751條”。

從判決中查明的投訴數據量來看，騰訊從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投訴5548條大幅降低到了大約6個月投訴751條，新增投訴量存在明顯的幾何量級降低。根據公開信息顯示，抖音的用戶日活超過6億，該數量級別的日活用戶，每日上傳的短視頻量級至少也在千萬，每日千萬的新增短視頻量和以上的投訴侵權量相比，侵權量級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同時騰訊在2022年8月15日的取證也證明“被控侵權視頻標題、話題和視頻文字中已罕有‘云南蟲谷’存在”。即使“訪問先前保存的被控侵權視頻地址，發現仍有部分被控侵權作品的短視頻存在，其中部分視頻發布日期在2021年9月”，但判決沒有說明這些仍然存在的視頻是否經過投訴，鑒于如果投訴超過合理期限未處理更有利于對抖音責任的認定，所以可以合理懷疑仍有部分存在的侵權短視頻，騰訊沒有向抖音進行過投訴，而這些部分存在的侵權短視頻罕有“云南蟲谷”關鍵詞。

判決中以上的種種信息仿佛顯示，抖音起碼在個案中對侵權視頻的管控措施是有明顯成效的。法院也認為本案中，出現了“從侵權視頻大量存在，到數量減少，再到通過簡單搜索在顯著位置難以發現的事實”，那么法院在判決中確有必要釋明其認為“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的依據是什么，難道真的就是判決里提到的“仍有侵權視頻繼續存在”這個在平臺內侵權視頻有無的單一事實嗎？否則會引起法院形式上認可“通知—刪除”規則，但通過個案的嚴格標準實際上堵死了“通知—刪除”規則對平臺責任合理豁免的質疑。

假定法院基于騰訊舉證2022年8月15日“仍有部分被控侵權作品的短視頻存在，其中部分視頻發布日期在2021年9月，但取證中顯示的被控侵權視頻標題、話題和視頻文字中已罕有‘云南蟲谷’存在”從而認定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但判決中沒有提供以下關鍵信息：一是“部分”侵權視頻的量級到底有多大；二是對于罕有“云南蟲谷”關鍵詞作為標題等的侵權視頻騰訊是通過什么方式發現的。

在法院已經認可“內容平臺并非全知全能……故對平臺責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豁免”的基礎上，以上兩個關鍵信息直接關系到侵權量級是否巨大、侵權位置是否顯著從而平臺構成應知，進而需要承擔責任。

三、假定平臺應事先審查用戶內容是否侵犯版權，亦應對行業和特定平臺實際能力進行全面考察從而對審查的前提條件和效果進行合理判定

2020年12月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第二、三款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對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主動進行審查的，人民法院不應據此認定其有過錯。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措施，仍難以發現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不具有過錯。”

對于該兩款的理解，筆者個人淺見法院在第三款中是鼓勵網絡服務提供者證明其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措施，仍難以發現侵權內容，在完成舉證責任的情況下，法院應當認定其不具有過錯從而免責，但并不能反向地理解為如果網絡服務提供者未舉證采取合理、有效技術措施，對任何在平臺內出現的侵權內容均構成應知即第二款規定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對侵權內容主動審查的，法院不應據此認定其有過錯，法院認定過錯仍需要綜合考慮是否存在平臺構成應知的具體情形。

抖音在抗辯中一方面主張平臺沒有對用戶上傳的內容進行事先審查的義務，也不可能對海量信息進行實質審查，另一方面主張騰訊未提供原片，抖音不能從短視頻中識別與《云南蟲谷》相對應的內容，同時主張騰訊在應訴案件中也有類似抗辯，并舉證騰訊運營的微視、視頻號也存在大量涉嫌侵權的視頻內容，證明騰訊也沒有精準識別、攔截侵權視頻的能力，對涉嫌侵權內容進行徹底攔截不具有技術上的可行性。

法院判決抖音在騰訊沒有明確指定鏈接的情況下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刪除、過濾和攔截未經授權的網絡劇《云南蟲谷》視頻內容，某種意義上即是要求抖音對用戶上傳內容進行事先審查，筆者在前文中已對法院判決中的法理部分進行了相應評價，在此不再贅述。

在實操層面，法院認為抖音在騰訊不提供原片的前提下具備相應能力主要理由是法院查明的被控侵權視頻在抖音傳播三個階段的變化，反映出了抖音是有相當的治理能力的。另外法院認為“在被控侵權人采取切條、裁剪、搬運的方式對權利人視聽作品進行反復、大量、集中侵權時，再機械地采取技術手段或二者結合的方式，通過被控侵權視頻與原片逐一比對判斷的方法顯然并非唯一的選擇。根據本院查明的事實，侵權視頻從視頻標題、話題添加、主要畫面、發布時間、內容設置等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復性，甚至僅憑借侵權視頻的重復和雷同部分，就可以對原片的主要內容產生較為清晰的認知和了解。”

法院在這里的論述是明顯將平臺在司法個案中超常規投入人力進行侵權內容清理和排查所實現的效果作為平臺侵權內容治理的常態進行考察，而忽視了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的平臺，無論是抖音還是騰訊從侵權內容治理和成本負擔平衡的角度，日常進行版權治理過程中，技術支撐的關鍵詞檢索仍是有效排查手段。

同時無論從人的視野侵權內容和權利作品高度一致到何種程度，在識別系統的運行中都是不摻雜情感的代碼數值，而認為“僅憑侵權視頻的重復和雷同部分，就可以對原片的主要內容產生較為信息的認知和了解”，要求平臺組織大量人力去看片，去不間斷地搜索發現疑似侵權視頻從而進行審查，無疑是脫離產業實際的。

根據判決顯示，抖音除了自證以及提供相關技術專家報告對能力局限和成本合理性進行舉證外，還舉證了騰訊作為被告的裁判文書以及部分案件的筆錄，遺憾的是，判決對此類證據中抖音具體證據內容和騰訊意見均沒有詳細記載。騰訊雖然在《云南蟲谷》案中是原告，是權利人，但騰訊也是平臺服務提供者，同樣也經營短視頻產品，判決中沒有載明騰訊在抖音指控其搞“雙標”，其運營的微視和視頻號也有大量涉嫌侵權內容存在時，騰訊對其版權治理能力的介紹或者說明，即使騰訊回避了以上問題，法院是否有必要要求其做具體說明。

某種程度上，即使雙方在技術能力上各說各話，或者在不同的身份環境下說不同的話，對騰訊版權治理能力以及實際應用場景下的效果進行查明，都有助于法院在成本可負擔的前提下對行業實際技術水平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此外，除了認為抖音要求騰訊提供熱播網絡劇原片違反商業常識外，法院還認為因“被控侵權人主要采取切條、裁剪、搬運的方式”對權利人視聽作品進行侵權，因此“通過對被控侵權視頻與原片逐一比對判斷的方法并非唯一的選擇”，從而否定抖音主張進行比對的前提是騰訊提供原片的合理性。

從判決中，無從得知騰訊是否同意提供原片及其對有無原片對于識別準確性有多大影響的觀點意見，但正如前述，無論是騰訊還是法院均未對抖音要采取措施的用戶上傳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視頻范圍作出明確界定，即意味著抖音承擔審查義務的視頻范圍必然不限定在僅僅是“切條、裁剪、搬運的方式”上，同時法院認為在抖音平臺內已罕有“云南蟲谷”關鍵詞視頻，侵權視頻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此基礎上，不知法院認為不需要提供原片的依據又是什么。

被業界特別是權利人廣泛舉例的YouTube的CID系統也并不是自動運行的，其對站內內容進行識別的前提仍是權利人必須接受YouTube單方規定的前提條件，其中非常關鍵的是權利人要向YouTube提供原片，同時YouTube也并不對識別的準確性和效果承擔概括性的法律責任。

另外，抖音沒有從騰訊合法取得介質進行比對，難道真的要求抖音按照法院說的，安排大量員工去看片，去人工檢索再對主要內容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和了解后去一個個人工審片嗎？抖音即使是想拿平臺內已發現的侵權視頻作為比對介質都不具有可行性，因為這屬于法院“停止侵權”判項中要求刪除的內容，私自留存明顯屬于侵權行為，甚至還可能面臨法院后續的強制執行。

四、短視頻平臺審查用戶上傳內容是否“未經授權”的困局有待破解

短視頻場景下判決“停止侵權”判項提及的“未經授權”的理解也有探討的必要。在YouTube的CID系統中，YouTube識別出與原片介質近似的視頻內容，并不是直接進行刪除、過濾和攔截，而是推送給權利人進行決定，也就是說YouTube最終對具體特定的內容作出刪除、過濾和攔截的決策是依據權利人的明確意見。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基于平臺和權利人合作基礎上，異化的“通知—刪除”規則，并沒有超出“通知—刪除”規則運行的范圍。根據筆者理解，需要權利人做最終判斷也是因為平臺特別是短視頻場景下的平臺并不掌握短視頻授權的實時情況，同時平臺也不宜直接代替權利人認定視頻構成侵權以及如何對視頻進行處理。

在《云南蟲谷》案中，抖音主張第七印象享有著作權，第七印象向抖音出具公函承諾“對抖音賬號上發布的內容享有著作權或已獲得合法授權（含轉授權），并授權在抖音和/或其關聯公司產品使用”。但騰訊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又拿出了第七印象的另一份聲明，主張第七印象僅享有署名權，不享有其他著作權。類似這種情形下“未經授權”的判斷是否已經嚴重超出了作為平臺能夠承擔的合理審查判斷范圍。

第七印象作為《云南蟲谷》片尾署名方之一，在抖音開設官方賬號在《云南蟲谷》熱播期間對該劇進行宣發，在第七印象向抖音作出書面承諾的情況下，最終卻要讓抖音對騰訊和第七印象的內部權利聲明承擔授權有效性的審查責任，同時無論是騰訊還是法院，從判決給出的信息，均未明確認定第七印象在抖音開設官方賬號，上傳含有《云南蟲谷》視頻的內容屬于侵權行為，這又讓平臺如何審查與判斷。

此外，抖音還舉證部分媒體號、政務號也在使用含有《云南蟲谷》視頻的內容，這里內容的性質有以下可能性：一是侵權且騰訊要求平臺刪除，并可能在未來追究此類用戶的直接侵權責任；二是雖是侵權，但騰訊不會向平臺投訴或者基于此類用戶的特殊性并不會追究用戶的直接侵權責任；三是授權合法使用；四是合理使用不需要授權，但在判決中也未看到騰訊或法院對這類視頻是何種性質視頻的意見，這顯然也明顯超出了平臺能夠審查的范圍。

判決要求抖音對用戶上傳視頻“未經授權”的審查并不是針對明確具體的某個視頻，而是針對全平臺任何含有《云南蟲谷》視頻內容的短視頻，卻沒有責令作為權利人，最清楚授權情況的騰訊對抖音履行該項義務進行必要且有約束力的協助，無異于緣木求魚。

我們假設一個場景，某一天法院在宣傳《云南蟲谷》案判決所取得的司法成績時，使用了《云南蟲谷》網絡劇的部分視頻內容制作成短視頻還發布在了法院的抖音官號上（這里不考慮合理使用情形，如前述，法院實質排除了合理使用不侵權在本案中的適用），按照法院“停止侵權”判項的表述，如果“未經授權”，該視頻抖音采取有效措施發現后就要進行刪除、過濾和攔截。抖音發現是法院的官號內容后，為了避免出現第七印象聲明不實的差錯，嚴謹起見，抖音找騰訊去核實，騰訊不予回應。在這種情況下，抖音到底是刪還是不刪，這不但是抖音要想破腦袋的問題，也是法院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以上所舉場景是個非常極端的個例，但可以想見，判決一旦生效，如抖音和騰訊對判決“停止侵權”判項的內涵、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的理解等等存在分歧，進入到強制執行階段后，對執行法官來說不亞于對案件進行重新審理。法院審案合議庭在判決中堅決否認抖音存在拒不執行行為保全裁定的情形，不排除也有避免陷入到行為保全階段執行爭議中的考慮，但又認為侵權行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判令抖音停止侵權，把問題拋給了執行法官，到強制執行階段，執行法官又該如何破題呢？

五、結語

短視頻平臺版權治理并不是零和博弈，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依賴權利人和平臺的相向而行和共同努力，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在案件中不是當事人，但更為龐大的用戶及社會公眾的文化創造和合理表達意見的需求，在版權保護和平臺責任邊界界定中，不存在絕對的權利保護，也不存在絕對的平臺自由。

從管轄角度，作為被騰訊“選擇”的本案審理法院，不但要有破除“‘通知—刪除’規則歷史局限性愈發明顯，現有的規則已經無法實現著作權人和平臺之間的利益保護平衡”的緊迫感，批判“‘抖音’平臺曾因短視頻侵犯著作權問題被相關部門約談，并在全國多地法院受訴”（估計把判決中這句話中的抖音換成騰訊也是可以的）的道德使命感，在調整界定短視頻平臺責任邊界中有司法創新的勇氣的同時，也需要司法創新的智慧，這也是本案一審法院判決留給二審法院的艱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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